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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在地球之上俯视北纬30°，会发现这条纬度线几乎穿过了北半球所有最干旱的地区：撒哈拉沙漠、阿拉伯半岛、北美中西部沙漠群。而在中国，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避免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，带来温暖的东南季风，才有了处处舟影波光的烟雨江南、“湖广熟天下足”的鱼米之乡、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。在这生命的摇篮中，又有一个地方格外受造物者的钟爱，那就是绽放着极致生机的瑰丽热土——贵州。
黔山秘境，为何遍布生命奇迹？
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贵州的生态环境，那就是——丰富。
山脉众多，绵延纵横，海拔落差极大，又有密布的河网，以及暗藏在地下的岩溶世界……在贵州除了没有海洋生态系统，其他各种生态系统类型都很齐全。
尤其丰富的，就是贵州的森林。在东部的武陵山区，“武陵之巅”梵净山脚下，有植被种类丰富的常绿阔叶林；北部“赤水丹霞”的奇景附近分布着全世界最密集、面积最大的桫椤林；在南部的荔波，有全球亚热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森林；在西南的红水河流域，海拔最低处有近乎热带风情的季雨林。
深山密林里，24547种神奇的生灵找到了自己的家园。其中就有仅分布于梵净山的黔金丝猴、数量稀少踪迹难寻的雷山髭蟾、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黑颈鹤……在这片不到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处处遍布着生命的奇迹。
梵净山，为何能成为这些古老生物的家园？“足够高”或许是一个原因。约四亿年前，梵净山所在的贵州北部自海洋抬升为陆地，成为中国南方最古老的土地之一。武陵山区又在后续的一连串板块运动中经历了数次抬升，终于在著名的“喜马拉雅造山运动”中成为了高耸的山脉。它横亘在东南季风的路径上，成为一片温暖湿润的集雨中心，为邻近的黔东北与湘西带来充沛的降水。梵净山作为武陵山脉的主峰，也因此成为整个贵州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。高大的山体成为了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最佳屏障，众多河流则构成了植被生长的血脉。
如果说梵净山主要是靠“高度”成为生命的守护神，赤水桫椤自然保护区就是凭借“深度”成了古生物的乐园。高耸的红色绝壁，以层层叠叠的纹理书写出“丹霞”的美名，每到夏季更有大小瀑布自山崖上飞湍直下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泛起耀目的白光，有种几乎“不像在地球上”的独特美感。就是在这片奇异的山谷中，生长着世界上数量最多、面积最广的桫椤群落。
桫椤是一种拥有两亿高龄的木本蕨类，在白垩纪、侏罗纪盛极一时，曾与恐龙同生共荣，是地球亿万年风雨飘摇的见证者。同样是在第四纪冰期后，喜爱高温、高湿，不喜阳光直射的桫椤数量锐减，虽然在南方有所遗存，却再难形成群落。
不止、只是桫椤。保护区内的蕨类足有170多种，像松叶蕨这样古老又珍稀的物种也并不少见。因为这里极热、极湿的气候，连野芭蕉、海芋等热带植物都在这里存身。
“天人合一”的文化基因
世居山中的贵州人，最懂大山的丰饶，也最懂大山的脆弱。他们深深理解山与人唇齿相依的道理，“天人合一”几乎成为了一种深刻的文化基因，也成为这片土地生机绵延不绝的密码。
2014年，人们在黔东南的客楼镇发现了一棵两千多岁的红豆杉。它有三十多米高，五个成年人牵手才能合抱，是亚洲最大的一棵“红豆杉王”。
或许你听说过红豆杉的名字。这是一种生长缓慢、难以再生的树种，偏偏因为树皮中含有珍贵的抗癌物质而常遭砍伐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几乎遭遇灭顶之灾，现有的遗存往往位于人迹罕至的地方。但这棵红豆杉王却生长在人来人往的入村山道旁。从未有人动过砍伐它的念头，因为它是这片小小村寨的“风水神树”。
寸土寸金的山地里，耕地是很稀缺的资源，而贵州人选择在依山傍水的地方开辟梯田，让连绵的山地变成“鱼米之乡”。
最让人惊叹的是他们创造出的稻鱼鸭系统，还在2011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：谷雨前后播种，插秧不必过密，粗壮的秧苗足以担起丰收的期待；鱼苗也在这时撒入水田，鲤鱼最好，因为它长得快，而且只吃杂草不吃苗。
秧苗扎了根，毛茸茸的小鸭崽也要放进来了，它们不吃秧苗，却能吃掉田间滋长的害虫，唯一不妙的是它们不会老老实实待在一块地里，每天都得有专人赶着小鸭子回窝。终于到了八九月份，稻香、鱼肥、鸭子壮，又可以安适地过一个丰收年。
在黔中，人们还有更巧妙的生活方式。在安顺的鲍家屯，有一道堪称“小型都江堰”的古水利工程。它正像四川的都江堰一样，有着“鱼嘴分流”的结构，将引自邢江河的水流一分为二，形成“两河绕田坝”的态势，再用一连串的层级水沟灌溉农田。600多年过去了，不用清淤淘河，不必担心水源枯竭，古老的水利工程一直滋润着这片喀斯特地貌显著发育、水土极易流失的土地，活脱脱打造出不是江南、胜似江南的田园风光。
有“天生丽质”，也要“绿色逆袭”
在黔西北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，有一片著名的自然生态保护区——草海。它是难得的高原淡水湖泊—湿地生态系统，湿地面积达30平方公里，每年冬天都有超过10万只候鸟到此越冬休养，更是世界濒危动物黑颈鹤的最大越冬地之一，因此被誉为“中国黑颈鹤之乡”。
草海的周围人口稠密，曾陷于贫困而不得不“向湖要粮”，大面积的围湖造田，导致湿地一度缩减至五平方公里，越冬的黑颈鹤几乎绝迹。好在人们及时发现了问题，退城还湖、造林绿化，不仅湿地面积大大恢复，在此栖息的鸟类也从203种增加到了246种。
缓解“人鸟争地”，并不意味要让居民牺牲退让。居民搬迁至远离湿地的地区，却整治出更多有效耕地，以立体的生态经济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。
既要经济发展，也要生态修复，这就是贵州绿色逆袭的思路。贵阳的花鱼洞大桥，是另一个既要发展也要保护的例子。这座大桥位于贵阳至黄果树的高级公路上，正好跨过作为重要的鸟类栖息地与水源保护地的红枫湖湿地。2019年，为保障通行能力，大桥开始重建，却要在重建的同时避免污染水源。于是，它首创了“边建边拆”的方法，在旧桥的两侧建好新的桥拱，把旧桥“挂”在新拱上分段切割，然后再铺设新的桥面，实现了“没有一块混凝土掉入红枫湖中，没有一滴污水流入红枫湖内”的成就，并以此获得桥梁建筑至高奖“古斯塔夫·林德撒尔”奖。
类似的例子是讲不完的。十数年来，贵州的经济快速发展，生态保护工作却也从未落后。他们推行起“河长制”，巡视河道、净化水源，实实在在肩负起“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”的责任；他们创建起“生态账户”，以账户积分发放贷款，让小微企业和普通农户都能吃上“生态饭”；他们以“宜农则农、宜林则林”的原则，在脆弱的喀斯特土地上种植起刺梨与茶树，一边涵养水土，一边源源不断地以丰厚的物产惊艳世界。
自远古走到如今，一路逐“绿”而行。贵州，还将续写怎样的“绿色传奇”？
（凤凰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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